洪永淼
 

自习近平总书记 2015 年底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后，中国经济学界便掀起了一股讨论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热潮。本文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内涵及其与西方现代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近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通过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成功地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学也从原来的研究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转变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经济学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有益理论成分，在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方面，也从原来的以价值判断和政策研究为主的规范经济学，转变为以数据分析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主流英文期刊包括顶尖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论文，国际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

 

但是，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学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影响力，还远远没有达到像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那样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经济学界的主要话语权与影响力，仍然在西方经济学家手里。那么，中国经济学家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过程中，是否有可能取得为国际同行承认的原创性经济理论创新，从而在国际经济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与话语权? 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话，又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共同点是两者均为市场经济，即市场机制在经济配置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乃至决定性的调节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无论是公有制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均有自己的不同利益，都是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进行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既然中国是市场经济，那么在总结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对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研究在市场条件下，经济主体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科学，其基本原理与基本分析方法是无国界之分的，可用以研究实行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但同样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所有经济体。换言之，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只有一个( 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信息不对称下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市场经济一般原理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应用。这样的“应用”是一种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国际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大贡献是证明了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中，可以用市场机制替代计划机制作为基础性调节手段，更有效地配置稀缺资源。

 

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下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会有很大差别，因此存在着与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密切相关的独特经济现象，这些不同经济现象，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在不同条件下的具体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经济制度，以及政府通过法律与各种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干预与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当然，还有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在稀缺资源的配置与分配等方面，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中国经济的最显著特点。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调节边界以及它们的互动关系以达到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探索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在每个历史时期的最佳结合点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是中国经济学最有可能取得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的重要领域，将极大地丰富市场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二战之前两百年左右，英国一直是先进的经济思想的发源地与学术中心，从亚当·斯密、马克思到凯恩斯，均是如此。二战之后，随着英国的衰弱和美国的崛起，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经济学世界学术中心。现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在这样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为己任的中国经济学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经济学术中心。

 

但是，毋庸讳言，在现阶段，很少有中国经济学家创立的被国际经济学界所熟悉并承认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原创性经济理论。究其原因，我认为，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未能与国际充分接轨，导致研究成果未能以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知的方式表达，是一个根本原因。因此，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有无必要使用国际同行普遍认可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式来研究中国经济? 用通俗的语言说，即是否有必要使用“国际语言”来讲述中国故事? 很显然，如果用“中国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可以想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很难把中国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与理论传播出去，很有可能变成自说自话，更不用说提升中国经济学家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定量分析方法的广泛使用，特别是数学建模和以数据与统计分析为基础的经验研究。数学建模可以从复杂经济现象中去掉次要因素，抓住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本质联系。更重要的是，对经济理论的数学建模是使用经济数据进行严谨统计推断的必要手段与桥梁。以数据与统计分析为基础的经验研究可以验证经济理论或经济假说的正确性或有效性，使经济学成为可用数据验证的一门科学。与经济理论本身相比，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只是研究工具，本身并不带有任何阶级或制度属性，没有意识形态色彩。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学，特别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相对落后， 一直以定性分析为主。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优点是注重定性的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但同时严重缺少数学建模与经验研究的定量分析。我们应该学习现代西方经济学那些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大力提倡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5·17 讲话”所指出的: “对现代社会科学有益的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的应用，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用好。”只有采用国际同行通用的“语言”，才能够使外国人理解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说，才能提升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从而传播中国经济思想与理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不仅不排斥，而且采用了不少定量分析方法，例如著名的剩余价值理论。
 

应该指出，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包括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并不是说照搬照抄。照搬照抄从来无法产生原创性经济理论。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经济现实，坚持问题导向，从中国经济实践中探索总结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在借鉴西方现代经济理论时，需要注意将市场经济基本原理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及相关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剥离开来。此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中国经济学必须能够为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和全球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此，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研究中国经济，才不会迷失方向。例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国与国经济交往中如何更好地维护中国的自身利益? 如何设计合适的产业政策，使中国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迅速转移到中高端? 在发展国际化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如何在金融监管与金融开放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以保证中国金融市场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如何应用信息经济学特别是“委托—代理”理论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 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是非常有用的。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提升中国经济学家的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最终形成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本文出自《经济研究》2017年第5期）